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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何晓军介绍称，TCL发现在其核心供应链上为它生产的下游企业，一般融资成本都要20%~30%，甚至更高。基于这种情况，TCL自己研发了一套电子流程，在其供应链的应收账款环节，能做到低成本融资。在何晓军看来，供应链金融这种模式特别值得推广，“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都是核心中小微企业，有产能、有应收账款、有订单，如果把供应链做好，对广东经济很重要。”他说。

在徐直军看来，AI可能改变很多企业、颠覆很多行业，华为每天都在应对AI的冲击，“见招拆招”。反过来，AI对于华为也具有三点意义：一是在于开创了新的机会，基于AI的加速模组、加速卡、AI云服务，这是我们开创的新机会，能够带来新的增长；第二，AI能保持和增强现有服务的竞争力，更好的面向未来，这一点上从智能手机上我们已经享受了价值；

■本报记者王丽新时隔一年，还坚持留在这一行的中介经纪人脸上开始有了些许笑意。期待的二手楼市大面积回暖虽然没有到来，但成交量“稳中有升”的局面为北京二手楼市带来了些许暖意。《证券日报》记者这几天在通州走访了多家门店后发现，与2017年“3·17”政策来临后的艰难市场相比，过去一个月成交不了几套房的通州区，现如今一天就能成交10多套房。

第三，三星手机的离开却不意味着三星的离开。的确，三星关闭了自己在中国的手机工厂，但了解三星集团的朋友都知道，三星并不是只有手机这一个产品线，而是一个多元化、全局性的产业集团，三星似乎正在向中国布局自己更高端的电子产业，公开数据显示：三星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在华新增投资额228亿美元（折合约1624亿人民币）。此前，根据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方面的披露，三星正在加快建设MLCC工厂（多层陶瓷电容器）、动力电池生产线等新项目。而三星在西安的半导体工厂也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据悉这个工厂的投资总额超1140亿元。很多迹象正在显示，中国对于三星来说正在从一个微笑曲线底端的劳动力工厂，变成承接三星高端制造业转移的地区，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形成的话，那么意味着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对于世界高端制造业的吸引力正在不断加强。

更早时，美国《国家》杂志还曾刊登文章披露台湾当局在2009年通过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给一家叫“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智库55万美元捐款。该智库学者后来多次在外交刊物上发表文章，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并加强美国与台湾的关系。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措施能够逐步缓解金融市场各种约束和问题，有利于货币政策的价格调控方式转型。一是从金融市场微观基础来看，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和新《预算法》基础上，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整顿，强调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弱化地方 GDP 考核导向，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真正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随着中央地方财税体制的进一步理顺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改革的深化，我国微观主体的预算约束将真正实现硬化，从而有利于打破刚性兑付。二是从金融监管改革来看， 2017 年以来我国加强了金融监管力度，采取穿透式原则，加强监管合力，补齐监管空白。随着各项监管措施逐步到位，大量表外业务将回归表内。在金融市场风险得到有效缓释的同时，银行资本充足度和准备金也将面临明显约束，我国也应适度降低法定准备金要求，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税负担，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当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相当长时间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必然的。三是从金融产品市场发展来看，随着金融监管的主体责任进一步明确，中央银行将统筹金融行业的发展规划、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这有利于金融市场功能的深化发展。今后要按照市场功能统一的规则，适当放开不合理的金融业务管制，鼓励以交易技术和风险管理能力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真正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定价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从而创造条件实现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实现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四是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来看，今后要加快深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中国应立足于大国经济金融开放的实际需要，货币政策以国内均衡和内部产出物价目标为主，加快完善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汇率浮动弹性，提高汇率波动容忍度，真正发挥汇率外部经济稳定器作用，切实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有效性和宏观经济的韧性，为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转型营造良好的外部金融条件。